浙江省通用航空产业协会在杭州正式成立

这意味着地方性法规可以在其它所有被《行政处罚法》第9条所列举的处罚种类中选择，并与其自身所认定的违法行为相结合。

相似的例子还可以继续列举，如我国《宪法》第34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四）在财政性资金补助、项目支持中，作相应限制。

联邦德国基本法第19条规定：在任何情形下都不能侵犯基本权利的本质内容。我国不同位阶的法律渊源创设了大量互不相同的许可，因此，吊销许可证件其实是对不同种的处罚的抽象规定，涉及一类处罚而非一种。不过目前，剥夺财产措施的选用权在我国并非由《宪法》授予各个下位立法，而是由《行政处罚法》授予的，具体体现为《行政处罚法》对罚款措施选用权的规定。若按照重要性从大到小排列，应依次为宪法上的利益、法规范上的利益、法规范外的利益。此外，宪法上的利益的享有主体不限于公民，也包括法人和其他组织。

进入专题： 法律保留 宪法保留 行政处罚 惩戒 设定权 。参见舒国滢：权利的法哲学思考，《政法论坛》1995年第3期，第3页。若我们承认由某个层级的规范性文件创设的处罚原则上还是应当由与其同级的规范来选用，那么当这种选用权被下放时，获得授权的主体应在权限上有所限制：其要么不具有行使权力的全部自由，要么不能行使授权主体全部的权力。

创设利益的规范是按照一定的立法或制规程序制定的，那么要剥夺基于该程序所创设的利益，则需要与之程序对等或者在程序上更加严格的立法。门中敬：论宪法与行政法意义上的法律保留之区分——以我国行政保留理论的构建为取向，《法学杂志》2015年第12期，第26-28页。（三）措施程度设定权 措施的程度设定权需要与措施的创设权或选用权相结合，主要出现在可以用时间、金钱等衡量的处罚的设定中，如限制人身自由（天数）、罚款（金额）、限制从业（年限）等。两者之间规范词不同，属于相互矛盾的规范。

剥夺利益核心部分就意味着利益拥有主体在实质上已经无法享有这种利益，而剥夺利益非核心部分则仅仅意味着相关主体对该利益的享有受到了一定的限制或削减。[46]行政效能原则强调成本收益比的最佳性，行政机关的制度建构应有最优化的收益。

但《刑法》对死刑的规定是存在问题的。这其中，影响分配的主导性规范可称为同位保留原则。例如，增加检查频次、列入重点监管名单等措施在一般情况下不涉及当事人受宪法和法律保护的利益，法规、规章乃至行政规范性文件可以将这些措施设定为违法行为的法律后果。如获得行政给付的权利在现代社会中对公民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具有基本权利性质。

[7]如《北京市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条例》第22条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造成饮用水污染的，由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处以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并可以暂扣或者吊销卫生许可证。但财产权等经济性权利则没有这样的待遇，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可以在许多方面对其进行限制。[36]当然，宪法未规定限制基本权利的方式不意味着基本权利不受限制，但至少此项基本权利不受法律的限制。因此，当法规范剥夺相对人不受严格监管的利益时，其实是在剥夺一种法规范外的利益。

[37]它们遵循的是宪法保留原则而非法律保留原则。[9]构成要件和法律后果之间不能分割，因为法律后果的设定只有和具体的构成要件结合起来才有意义。

[29]如《南宁市停车场管理办法》第43条：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三条第三款规定，擅自引导他人占用道路停车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或者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按现场泊位数处以每泊位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6]理论界一直有观点主张取消规章的处罚措施设定权。

第一，措施创设，即前述增加工具箱中的工具。此处主要想说明的是，处罚的创设只能针对单种利益，而不应针对一类利益。措施程度设定权基于其附属性，一般不直接涉及同位保留的问题。[45]参见李晴：论地方性法规处罚种类创设权，《政治与法律》2019年第5期，第123页。同位保留的理念在我国行政法学领域的讨论中已被部分学者提及。某种利益未得到法规范的确认不意味着该利益即被法规范所否定。

[50]个人信息权的重要性已得到理论和实务界的公认，应当被归入宪法上的利益。若允许下位法将上位法所形成的利益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新设定为处罚的对象，那上位法上的利益将时刻处在下位法的威胁之中。

我国《立法法》第12条第2款即规定：被授权机关不得将被授予的权力转授给其他机关。第二，保持立法程序严肃性。

一定时间内的限制从业可能不影响就业权利的核心，但终身禁入某行业则不然。[8]然而，法律保留原则作为行政法部门刚兴起时就存在的原则，其覆盖范围相当有限。

当这些主体无法获得法规范外的利益时，他们也无权提出法律上的主张。目前《宪法》第51条的笼统规定不能作为各类法源文件剥夺或限制基本权利的直接依据。[22]所谓基本权利的本质就是各种基本权利所具有的共同的固有属性，这也是基本权利中最根本的、起码的内容，若此内容被限制或剥夺则基本权利就实际上不存在。核心和非核心的区分理念来源于德国法上基本权利本质内容的启发。

而如政治权利、住宅自由等被授权法律保留的利益，则可通过法律成为处罚的对象。例如，根据剥夺利益的严厉程度，处罚措施可以分为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

应由《宪法》首先规定死刑的适用条件，再由《刑法》对其加以具体化。同位保留意味着由中央立法所创设的利益亦需要由中央立法剥夺，这可以有效避免地方立法对中央事权的侵扰。

基本权利的本质内容绝对不可侵犯，但基本权利的核心部分在一定条件下应是可剥夺的，只是剥夺利益核心部分的处罚在设定权上应比剥夺利益非核心部分更加严格。[48]虽然法律保留与同位保留在内容上不完全一致，[49]但是基本精神无疑是相似的。

但权利和利益在作为处罚对象时似乎不存在规范上的区别，因此本文对此不加区分，统称为利益。其中，使存在不当行为的人有所警戒乃是目的，使其遭受损失乃是方式。但我们在说规范形成利益时，并不将前一阶段的抽象利益剥夺纳入进来，而只关注利益被分配、确认或创造的过程。例如，《武汉市城市公共客运交通管理条例》第35条第1款规定：……未取得本市线路经营权和城市公共客运交通营运证从事城市客运经营的，由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没收非法所得，……并吊销机动车驾驶证、注销车辆牌证。

若各种不同层级的规范性文件都可以设定各类处罚措施，那么《行政处罚法》在其第1条中提出的规范行政处罚的设定的目的将在实质上无法实现。根据重要性理论，越持久的涉及到或者威胁到单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在公众中问题的复杂性越有争议，法律规范就越是要精确的和受限制的。

[3]这些学理与实践中的争论说明，关于处罚措施设定的制度安排尚处在矛盾状态之中，行政处罚措施设定权如何在不同法源文件中分配亟待进一步科学化。那么，基于同位保留原则，省级地方政府规章应当有权创设吊销由自己设定的行政许可的处罚，而不受《行政处罚法》的限制。

大量地方性法规、规章乃至规范性文件设定了各种新型的带有处罚性的手段。[19]从这个角度看，获得给付权是一种宪法上的利益。